中国的工商业起源很早，但在几千年的历史上，由于文明的主要形式是农业，而且集权官僚制度又采用“重本抑末”这一基本国策，工商业处于从属和被抑制的地位，但从来没有哪个朝代提出过消灭工商业的政策，这说明工商业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重要性。从朝代的更替看，工商业的发展有其延续性，但也有各自的特点。工商业本身可分为诸多“专”业，如冶炼、制盐、陶瓷、纺织、造纸、印刷等手工业，以及商业中的各种专卖、行商、坐商、官商、民商等。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历史、文化、政治及农业、交通等经济因素的制约。中国古代工商业的缓慢发展，与当时处于农业文明的大环境下有直接关系，而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工商业依然在向上，向前发展，这表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内在趋势。
在商朝事情，工商业受到重视，发展较快。春秋时期，工商业也有很大进步。但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兼并战争不断，各国为了战争需要，重农抑商就成为经济发展主流。自秦之后的2000年封建王朝，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和思想。然而也有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鼓励工商业发展，倡导工商业发展应该和农业发展具有同等地位。
司马迁认为，人要生存，需要有自然资源，也需要有农、虞、工、商等部门的经济活动。司马迁说：“古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他还强调，“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农、工、商、虞的社会分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农、工、商、虞是富国富民的源泉和原动力。汉武帝时期的大司农桑弘羊重视商业发展，富国的途径很多，商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财富来源，他还分析了商品流通的重要性，商品流通是互通有无的桥梁。他还重视对外贸易发展，一是有利于控制外国，二是利用本国富余商品换回本国稀有的商品。董仲舒则反对国家对商品经济的过度干预，认为由政府来垄断工商业经营，实质上是国家用权力进行寻租，也是一种于民争利的行为。这意味着人民将失去生存的途径，走投无路的农民必定会揭竿而起。他是中国工商业自由发展的主要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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