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列国纷争、弱肉强食，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忙于争霸和图存事业，故对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生活干预不过来，这在客观上给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春秋中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人工商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已产生了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一批富商大贾，他们有钱有势、显赫一时，但从各诸侯国总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观察，私人工商业当时在数量和发展规模上毕竟还没有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工商食官”的经济局面，仍占主导地位。
战国时期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刚建立起来的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封建自然经济起着某种破坏作用，所以在战国时期，整个社会经济都发生着较大的变革，它强烈地冲击着社会固有的生产关系，使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产生了混乱，因而也危及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保持封建的生产方式，重农抑商经济思想就应运而生。战国时期是一个搞强权政治的时代，为了兼并别国，扩大疆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当时各诸侯国十分重视农战，这也是重农抑商经济思想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商鞅说：“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商鞅在《农战》中高度评价了农业在富国强兵中的重要作用。他把重农抑商与富国强兵联系起来，“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把搞好农业生产提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战国时期这种论述的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农业生产是人民和军队的一切生活资料的绝对来源，而要保卫国家和扩大疆土必须依靠强大的军队，故当时的所谓国家大事就是“农战”两字。
在先秦诸子中，苟况是对“重本抑末”论作了最为详细的理论论证的思想家。他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合理使用劳动力非常重要。富国之道的关键就在于务本禁末：“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荀况虽然主张“重本抑末”，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工商的社会职能。他指出：“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器械”[6]，对工商的社会职能有较明确、清醒的认识。
这一时期的其他思想家和著作如孟轲、许行、韩非以及《管子》、《吕氏春秋》等均主张“重本抑末”。孟轲“重本”思想中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充分认识到小农经济在巩固封建秩序和作为封建经济的重要基础的作用，极力主张发展小农经济。他认为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是巩固社会秩序、维持“善良习惯”的必要条件。
重农抑工商的经济主张，自战国时期诸子提出以后，成为我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传统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它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历史作用，随着封建社会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起着不同的作用。它在先秦时期，曾经有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但它在封建社会延续中所起的作用逐渐走向了反面。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进步很慢，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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