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黜奢崇俭”的消费思想很早以来就一直在中国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公元前670年，鲁国大夫御孙就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后来的先秦诸子尽管在思想学说上见解各异，但在消费观上却普遍认同“黜奢崇俭”。这一消费思想根深蒂固地植根于社会各阶级、阶层头脑中。虽然竞奢斗富的行为历朝历代都大有人在，但一直被口诛笔伐。帝王将相俭以养德的事迹每每传为佳话，唐朝李商隐的名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更是封建王朝“黜奢崇俭”的生动写照。
贾谊主张例行节俭，反对淫侈：“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东汉王符专门写了《浮侈》抨击当时社会丑恶现象；“今民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以相诈绐，比肩是也”。批判这种行为，“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2]。王符指出，贵族的奢侈生活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还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危害。批评奢侈消费催生了很多游手好闲之徒，也催生了很多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奸商，最终导致经济崩溃。道教《太平经》主张简朴，反对奢靡浪费。强调消费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要摒弃那些非生活必需品，把这看作关系到个人道德、社会风气和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太平经》尤其谴责饮酒和厚葬两方面的奢靡，认为从事祭祀等活动也必须以是否有利于民生为前提，不能因为“事鬼神”而“害生民”。这种民贵于神的思想在古代社会中是极为少见的，出现在宗教经典中更是难能可贵。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顶峰，两极分化也很严重。王安石主张“制奢”、“尚俭”。严禁官员奢侈消费，形成良好生活方式。他认为消费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消费不节俭必然导致民众贫困，并揭竿而起，威胁正常社会秩序。政府应通过采取抑制奢侈性工商业发展措施，使从业者无利可图来抑制奢侈性消费。
尽管“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成为对待消费问题的封建正统教条。但仍有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对此有不同看法，持相反观点。管子不但充分肯定了消费的作用，还认为奢侈性消费从一定程度上说有治国安民的功能，“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瞻其所愿，则能用之耳”。管子在《侈靡》中表达了奢侈性消费的积极意义，他认为人们的各种奢侈性消费的产生使得各行各业兴盛起来，彼此互利达到了民可聊生的目的。他在《乘马数》中也提到：“苦岁凶水溢，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这说明他认为统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可以为百姓带来工作机会，让百姓免遭饥寒之苦。明清时期，历史上传统的消费观受到质疑，新的消费思想应运而生。明代陆楫在《兼葭堂杂著摘抄・禁奢辨》中指出：“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家或可免于贫。致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因此他主张崇奢黜俭，鼓励消费。洋务派代表人物严复认为“支费非不可多也，实且以多为贵”。他认为如果生产发展，财富增长仍不扩大消费，反而违反了致富的本意。严复提倡消费的“尚奢”观念的形成，与近代工业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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